中国人一支中国笔，写出中国情调的心声，希望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，原是我执笔时的心愿。
三十年左右的笔耕生涯，我完成了十六册长篇小说，一册有关澳洲的记载，又一册中有一篇《吾祖严复的一生》、两则短篇小说、若干散文等等，收集在一起的短文集。
这之前，我从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上写作的路。开始执笔应是一九五八年的事，四个儿女最小的三岁，我这做母亲的终于在照顾家庭和孩子之余，有了可供自己拣拾着来用的点点滴滴的时间。
中国话自幼说着的，中国字开始学习时便写着了，一支中国笔和一颗中国心自是天生自然。一日，打开往日的日记本子，读着读着，内心甚有感触。这便开始想到能如何捕捉那份感觉，经由笔端传递出来。
打从小小年纪起，我脑子里充满着人世间千般万般的苦恼。与生俱来的如生老病死既是我们无法避免的，只祈能如何理智及平静地接受。后天人为的，纯发自人性的执迷、我见与情欲，则相信可由智慧与感悟来消灭。所以，如何了解人性，如何剖析人性的痴顽愚昧，是我写小说时下笔的重点。写作的人各有路线，每个作家有他想大声疾呼的问题，我的则是执笔的第一天便认定要走的这一条。不管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向何方、现实情况下人的观点看重的是什么，我的目的和初衷都不会改变。
经过了这些年月日，经过了两个世界般的阻隔，我终于有机会让自己的作品和大陆上的同胞们见面，这像一场成真的美梦，心中的喜悦不必待言。
一
那温煦的、潮湿的、芬芳的、使人心里觉得高兴又觉得惆怅的春风，吹拂着上海市一历最高学府的钟楼。这钟楼高高耸入空中, 好像这学校的首脑。它为着自己的雄伟壮丽；最主要的，六十多年来培植的无数英才, 来日方长的造福人群的艰巨任务，感到十分的骄傲。从春天到冬无从太阳上升到沉落，它不停不息地工作着，那宏亮的钟声萦回空中，也永远不曾改变。
事实上，最感到骄傲的是我们这蚂蚁样、熙来攘往在钟楼底下的年轻的一群。我们挺着胸，昂着首, 挟着一寸来厚的书本，肆无忌惮地谈着天说着地，活跃在这偌大校院的每一个角落里。我们的心最低限度要和钟楼同较量, 钟楼对着太阳，太阳对着宇宙，它们的心却是我们永远无法忖度的。
屈指来算，我来到这所大学， 这已是第二次的春天来临了。记得刚跨进这大铁们说不清的心慌意乱。那神气十足的高年级学长，那卓尔不群的教授，都好像自天下降。不会使我脸红的只有树上落下的黄叶，轻悄悄地飘堕在我脚旁，一点也没有惊扰胆小的人的意思。再一度看到黄叶飘落，我已经踏遍校院中的每已条路：水泥的、铺石子的、黄土泥的、长满杂草的，甚至竖着“不准践踏”的牌子的草坪。每已举步，每一落脚，都给我加添了已分自信心。如今，这钟楼底下红砖砌成的大楼前面，又开满了一列嫩白绯红的桃花，在挟着生意的春风中乱点着头又乱摇着头。我正日怀着惋惜的心情，踏过落在地上的花瓣；应该满足的心中，却又酝酿起一些新的、无法形容的、空虚的感觉了。
有人说：“大学时期，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恋爱时期。”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对不对；但是，既然有人这样说，即使你决心不理会，也还是常常会把它记起。围绕在学校后方那一条弯曲而幽静的河水，终日缓缓地流，不知道曾经照过多少双双对对同学情侣的倩影；形单影只的人，不免又短修了一门必修科般的不自在。
说一句老实话，我刚来这学校没几天，便在脚踏车前面的藤筐中，发现一封表达倾慕的信。截至今日，倘若把那些追求的男子们的名字连成一串，怕不会比一篇国父遗嘱上的字眼短多少。但是，天知道我对那些抛皮球似的，把情感乱抛到别人头上的人们，偏见是如何的深。一方面我冷眼旁观：这一个鼻子太扁，那一个头发上香油太多，有的一开口便说到“钱”，有的在第一封信里便用了不下十几二十几个的“爱”字。王眉贞，我的从小学直到现在都是同学兼好朋友，便常常这样责怪我：“你呀，凌净华亚，过分吹毛求疵了！花些时间认识他们吧，你便会发觉他们都有可爱的地方。古语说：‘玉不琢，不成器’花些时间把他们琢磨起来呀！”这位圆脸孔上安放着适当的五官，胴体和四肢像经过搓汤圆的手搓过那般圆的大姑娘，对我真是好。有时候，我何尝不想考虑一番她的话？但是，拿一只太扁的鼻子，和一块未经琢磨的玉石放在一起来讲，随便我怎样考虑，总无法考虑通她的道理来的。
说到我自己，我实在不敢相信是像同学们口中所说的那么美。常常我对着镜子，或是趁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朝它笑一笑，虽然没有哪一个部位看来不顺眼；大麻子的女人对着镜子，也会觉得自己的麻点麻得非常艺术。同学们固然永不着用假话谄媚我，我的七十五岁的老祖母时时说我美，只因为她太爱我，如果我有一对斗鸡眼，在她的眼里还是美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有时满意自己长得美，有时又担心自己长得丑。我岂只对自己外表这一项认识不正确？要想圈在“准确”的那一个点子上，却怕比在玻璃板上拈捉一粒水银珠子还要难啊！
提起了老祖母，我真得先唠叨几句我的家庭，我是父母的独生女，我的父亲是他父母的独生子。（一位夭逝的叔父不算。）抗战胜利那一年，父亲携着母亲到东南百余里外的一个小岛屿去。在那儿，他实现了一桩心愿：办了一所救助当地渔民的义学。为了我的学业，祖母和我留在我的出生地——繁华并人烟稠密的世界第七大都会中。我们位居于沪西的一幢两层小楼房，因此更见寂寞了。一个六十余岁的祖母当年的陪嫁丫头多宝姊以外，便是一只浑身白毛茸茸刚刚长成的雌猫。即使它有时候故意和我过不去，把吃剩下的老鼠尾巴藏在我的床下，我们四个有生命者中间的情感，也还是和洽无忤的。
祖父在他四十五岁那年逝去。祖母是一位智慧的女人，她永远知道怎样带着微笑，来应付落在她身上的困苦和灾难。她常常告诉我说：“如果‘苦难’是一只马蜂，那么‘忧愁’便是它唯一能够携带的刺人的针；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事，只看你怎样善用你的智慧。”
老人家的话由她说，我却是由我落眼泪。我并不是已经遇着过什么样的“马蜂”，自我有了记忆的时候开始，便不曾同一般小孩子样的活泼和快乐。父亲不慕名利，连带也不慕朋友。我们虽然驻足在远东第一大商埠的不夜城市中，却寂寞冷静，像处身孤立海中的小岛屿。记得那些夜晚，父亲在灯下阅读古书，母亲在一旁缝纫或是编织毛线，祖母坐在摇椅上，手里多离不了那驼子样的水烟筒。我坐在地板上看故事，看到高兴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但马上便会接到父亲或母亲投来的谴责和阻止的目光。看我涨红了脸双手掩口，祖母的摇椅便嘎呀嘎呀地摇起来，老人家还咈呀咈地吹纸捻子，那失去门牙的嘴巴不带劲，到末了呀只剩下吧呀吧的。我并不了解这是她为我打抱不平的意思，即使父亲和母亲脸上因此露出和阳光一样的笑容，我还是衔着两包满满的眼泪，躲回自己的小卧房去。年龄的增长，使我明白我的父母不是不爱我，相反的，他们把全心的爱和希望，统统放在我身上。“真爱往往是接近苛虐的。”费了多少日子，我才把祖母这一句话，了解得一小半。
芦沟桥事发，抗战开始，“八 一三”淞沪战事揭幕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，日人偷袭珍珠港。那夜，十三岁的我在甜梦中，懵懂里听见远处又飞机和炮弹声，多宝姊说别怕，是打雷。第二日晨起，日本人占领了租界。从此，父亲更少出门了；上学去的我想尽方法绕道，避免和站立桥头、街口的日军鞠九十度的躬。有一回，看见一个把手放在口袋中的年轻同胞，被日军迎头一棒击倒在地上，我蜷伏在祖母的身旁，做了三夜的恶梦。日本的关东军到了上海，满街的孝子帽、魔鬼的披风和敲丧钟样的钉靴，中午十二点种一响过，女孩子们便得尽快地往家里躲藏。胜利的前夕，盟机来炸上海，多少次遇着我在学校里；我们并不躲避，兴奋地点数着飞机，听隆隆的爆炸声，拍手欢呼。我们不虑自己会给炸中，只愁轰炸声不够响，震不破日本鬼子的肝胆。一九四五年全面胜利，我摇酸了执着国旗的手。日本鬼子去了。但是，我的父亲和母亲也离开家了。
父亲和母亲离家以后，我的眼睛望着祖母，祖母的眼望着我；望着望着，我的泪又满满的衔在眼眶里。夏天的晚上，我们的小庭院沉浸在月光和夜来香的气息中。那棵祖父手植的榕树又高又大，枝叶浓密得像一把大雨伞。那树根扭结成一大块，小时候的我可以躺在上面乘风凉；这时候的我坐在上面，穿着单衣的背靠在向左的一根粗干上，赤裸的脚踏在向右的一根粗干上。
“仔细给蚂蚁咬着拉！”祖母总爱这么说，十多年来也不曾改变过。
多宝姊给老人家搬了一张大藤椅，放在那反映着月亮的小池旁。池畔有一块和树根一样已被我磨得光光的大石，她那一双尖尖的小脚，毫不畏缩地陈列在上面。小池里的金鱼游到水面来，把月亮的影子咬乱了，然后迅速地一扭身，又躲到水底去。
祖母执着一把圆形的大蒲扇，在腿上拍呀拍的。端起身旁茶几上的细瓷盖杯，呷了一口酽得和血一般红的茶。干瘪的嘴巴“吧”的一声，轻轻嘘出一口无限满足的气；向后靠着椅背，圆形的大蒲扇又晃荡晃荡起来了。
“奶奶，再说一遍嫦娥的故事给我听吧。”
祖母的扇子按在腿上不动了，她的头微微倾斜着，却是已经睡着了。
那边，自我的父母离去后，我们把它隔开出租给一位老教授的屋里，正发着欢笑的声音。我蹑手蹑足走过祖母的身旁，向那围着竹篱的地方走去。疏稀隙中望见老教授的四个儿女，正和朋友们嬉玩着；唱歌、拍手，还抢糖果和花生米。我们的从前是一间永远没有宴会的客厅，现在是长年锁着堆放家具杂物的、黑漆漆挂满蜘蛛网的地方，忽然发出了一声巨响，这使已经出了神的我吓出一身冷汗。接着见淘气的大白（我们的猫）从半闭的气窗中钻出来，身手俐洛地跳到地上；它呢声叫唤着，暖烘烘的头颅往返地在我脚上擦，我俯身把它抱起贴在怀中，我的脸靠着它的头，那竖着的耳朵触着我的下巴怪痒痒的。热闹厅中的人们推着脚踏车全都出去了，隐约还听到那面街上传来的笑声。竹篱门旁掠过一道小黑影，大白从我怀中跃出追踪了去。我回到祖母身旁，拾起已落在草地上的大蒲扇，沿着面孔滚落下的泪珠，一颗一颗的停留在上面。
这年的春天好像跑得特别快，桃花刚刚盛开，夏天又已经踏到我们身旁来了。这一日简直热，午后的太阳在天上眼也不眨的，望得我们身上生刺。到我上完第七节的哲学课程，黄豆般大的雨点倾倒下来了。有一个同学说，倾倒下来的是老天爷的洗脚水，满地的白沫和泥土气味。我不管这究竟是什么水，如果不是和王眉贞约好，四点三刻在一家电影院门口碰面的话，老天爷就算把洗澡水都泼下来也无所谓。现在，眼看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从这钟楼下面的教室前面走廊上，直到学校大门口足足两三分钟的路程，我能从这密密麻麻的雨阵中直淋了去吗？我不止叹过一声气，着急没有用，脚跺烂了走廊的地板也没有用；耳听第八节课的上课钟声在头顶上响起，我期待或能遇到救星的心也开始死去了。
雨点一点儿也没有饶人的意思，虽然它吸收了热气，肃清了我身上的汗，却不知道适可而止，竟让我换个口味领受冻寒的罪。我不禁交抱着双臂心里想着祖母，今天早上看我本下楼梯时，尾随到楼梯头来；手里扬着我的长袖子毛衣和蓝色雨衣，口里小华小华的一迳嚷。我只怕跑不快，心想：老人家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噜嗦。既然知道今天天气热，还要人再带毛衣活受罪。至于雨衣，这样子的大晴天带雨衣？不是十三点也是神经病呀！也许我并不是完全不赞同她的意思，我更紧的抱住自己的身子想，只因为在那完全相反的情况下，懒得去理我相信并不会发生的泄气的事罢了。
“告诉你呀，‘春天孩儿面’，说下雨就下雨呀！”
悔不该把我的“全能预言家”的“金科玉律”一概抹杀。当时我边笑边打开竹篱门，口里还嘟囔了一句：
“我敢担保今天的天气跟您老人家的脸孔一个样，说什么也流不下半滴眼泪的。”
这已是四时又二十七分了。我不能只是空想，而没有一些实际行动了。也许我可以跑上二三十步的路，到科学馆里面瞧一瞧，有没有熟悉的同学在那儿做实验。这希望只怕并不大，我却不妨一试。主要打定，俯身把淡蓝色长裤脚管挽上两三寸。一只长带子的手提包，像小学生背书包一样的背起来。拿起放在栏杆上的三本厚书顶在头上，两腿弯弯量量力，准备从走廊上跑下到甬道，然后向左拐弯向目的地去。当时我不觉察自己过分紧张，其实从走廊上下了六级阶层到甬道上尽可不必跑，但我一心只想着眉贞在戏院门口等着那副焦急的模样儿，一分钟过了又是一分钟，恨不能把自己变成一支箭。另一面，甬道上固然没有雨，却也不虑遇着人：我等了这半天，连个拿着雨伞的鬼都没看见。我又叹了一口气，略沉着头，像一个赛跑选手等候鸣枪的姿态。按交通规则，我这时应该来一个大转弯；但是，如果我不节省时间来个小转弯那才有鬼哩。一、二、三！说时迟那时快，哎哟！我真的撞进一个鬼的怀里了吗？三本厚书砰地散落在地上，幸亏又它们，我的脑袋只那么震一震。定神一看，这个倒楣的人皱着眉，抚着胸大约胸口十分痛。天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同学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