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我可以帮你，怎么样？"我当然不可能拒绝。
我立刻就想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文治。我在学校里打了一通电话给他。
"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。" "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。"他说。
"我们晚上出来见面好吗？" "好的，在哪里？"我约好文治在铜锣湾见面。
"你的好消息是什么？"我问他。
"公司决定把'别离是为了重聚'这个特辑送去参加纽约一个国际新闻纪录片比赛。你的好消息又是什么？"
"也是一个比赛，讲师推荐我参加巴黎的国际新秀时装设计大赛。" "真的？恭喜你，可以去时装之都参赛，不简单的。"
"高手如云，我未必布机会呢。" "能够参加，已经证明你很不错。"
"但是距离比赛只有三个月，我必须在这三个月内把参加比赛的一批衣服赶起，时间很紧迫。" "你一定做得到的。" "我差点忘了恭喜你。"
"谢谢。" "这三个月我不能再到电视台报告天气，因为工作实在太迫，我要专心去做，我已经跟方维志请了假，准备迎接三个月昏天暗地的日子。"
"那我们三个月后再见，不要偷懒。"那三个月里，我每天都在杨弘念专用的制衣厂里，跟他的裁缝一起工作，修改草图、选布料，找模特儿试身。
昏天暗地的日子，益发思念文治，只好趁着空档，在制衣厂里打电话给他。
"努力呀。"他总是这样鼓励我。
"我很挂念你。"我很想这样告诉他，可是我提不起勇气，等到我从巴黎回来，我一定会这样做。
差不多是在出发到巴黎之前的两天，我终于完成了那批参赛的时装。
我早就告诉过文治，我会在七月二日起程，如果他对我也有一点意思，他应该会打一通电话给我。
七月一日的那天，我留在家里，等他的电话。他负责黄昏的新闻报导。新闻报导结束之后，他并没有打电话来给我。
也许他根本忘了我在明天出发。
晚上十点多钟，正当我万念俱灰的时候，他的电话打来了。
"你还没有睡吗？" "没有。"我快乐地说。
"我刚才要采访一宗突发新闻，所以这么晚才打来，你是不是明天就出发？" "嗯。" "我明天早上有空，你行李多不多，要不要我来送机？"
"不，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？机场是别离最多的地方，不要来。" "哦。"他有点儿失望。
"你现在在哪里？"我不舍得让他失望。
"我在家里，不过晚一点要回电视台剪片。" "不如你过来请我喝一杯咖啡，当作送行，好吗？"
"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"我换好衣服在楼下等他，三个月不见了。我从来没有饮这一刻那样期待一个人的出现。
文治来了，并没有开车来。
"你的机车呢？" "拿去修理了。"他微笑说。
三个月不见，站在我面前的他，样貌丝毫没变，眼神却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他望着我的眼神，好象比从前复杂。
我垂下头，发现他用自己的右脚踏着左脚，他不是说过紧张的时候才会这样做的吗？
他是不是也爱上了我？
选择步行而来，是因为双脚发抖吗？
"你喜欢去哪里？"他问我，用复杂的眼神等我回答。
"去便利店买一杯咖啡，一边喝一边走好吗？今天晚上的天气很好。"我们买了两杯咖啡，走出便利店。
周五晚上的骆克道，灯红酒绿，吧女在路上招摇，风骚的老女人在酒吧门前招徕客人，卖色情杂志的报贩肆意地把杂志铺在地上。虽然看来堕落而糜烂，湾仔对我来说，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。
"纽约新闻奖的结果有了没有？"我问他。
"这个周末就揭晓。" "那个时候我在巴黎，你打电话把结果告诉我好吗？"我央求他。
"如果输了呢？" "不会的。那个特辑很感动，别离，本来就是人类共通的无奈。" "你呢？心情紧张吗？"
"你说得对，能去巴黎参赛，已经很难得，胜负不重要。况且，可以免费去巴黎，太好了，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会坐夜车到伦敦看看，在那里留几天。"
"你不是说很喜欢意大利的吗？为什么不去意大利？"
"对呀，就是因为太喜欢，所以不能只留几天，最少也要留一个月，我哪有时间？还要回来准备毕业作品呢。" "真奇怪。" "什么奇怪？"
"如果很喜欢一个地方，能去看看也是好的，即使是一两天，又有什么关系？"
"我喜欢一个地方，就想留下来，永远不离开。喜欢一个人也是这样吧？如果只能够生活一段日子，不如不要开始。" "是的。"他低下头说。
咖啡已经喝完，文治送我回家。
"你到了。"他说。
我不舍得回去。
"你什么时候要回去电视台？"我问他。
"一点钟。"我看看手表，那时才十一点四十五分。
"时间还早呢，你打算怎样回去电视台？" "坐地铁。" "我送你去地铁站好吗？我还不想睡。"他没有拒绝我。
我陪他走到地铁站外面。
"时间还早呢。"他说，"如果你不想睡，我陪你在附近走走。" "好的。"结果，我们又回到我家楼下。
"我说过要送你去地铁站的—— "我说。
"不用了，地铁站很近。"
"不要紧，我陪你走一段路。"我们就这样在湾仔绕了不知多少个圈，最后来到地铁站口，已经是十二点四十分，谁也没时间陪对方走一段路了。
"我自己回去好了。"我说。
文治望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我发现他又再用右脚踏着左脚面。
我好想抱着他，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。
"希望你能拿到奖。"他结结巴巴地说。
我有说不出的失望。
"你也是。"我祝福他。
"回来再见。"他移开踏在左脚上的右脚。
"保重。"我抬头说。
我转身离开，没有看着他走进地铁站，我不舍得。整夜不停地绕圈，腿在绕圈，心在绕圈，到底还要绕多少个圈？
杨弘念陪我一起去巴黎。他在巴黎时装界有很多朋友。有他在身边，我放心得多。
坊间有很多关于杨弘念的传闻，譬如说他脾气很怪，有很多女朋友。他的名字曾经跟多位当红的模特儿走在一起。
他每星期来跟我们上两课。以他的名气，他根本不需要在学院里教学生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喜欢时装。
"你是不是在电视台报告天气？"在机舱里，杨弘念问我。
"你有看到吗？" "那份工作不适合你。" "为什么？"
"你将来是时装设计师，去当天气报告女郎，很不优雅。"我有点生气，跟他说："我只知道我需要生活，时装设计师也不能不吃人间烟火。我没钱。"
"没有一个时装设计师成名前是当过天气报告女郎的。"他慢条斯理地说。
"我不一定会成名。"
"不成名，为什么要当时装设计师？在这一行，不成名就是失败。你不要告诉我你这一次去巴黎，并不想赢。"空中小姐在这个时候送晚餐给乘客，杨弘念施施然从他的手提袋里拿出一只香喷喷的烧鹅来。
"我每次都会带一只烧鹅上机。"他得意洋洋地说。
"你要吃吗？"他问我。
"不要，你自己吃吧。"我赌气地说。
"太好了，我不习惯与人分享。"他津津有味地吃他的烧鹅，我啃着那块像纸皮一样的牛排。
"你成名前是干什么的？"我问他。
"你为什么想知道？"他反问我。
"我想你成名前一定做着一些很优雅的工作。"我讽刺他。
"我是念建筑的，在建筑师楼工作。" "建筑？一个建筑师跑去当时装设计师？" "时装也是一种建筑，唯一不同的是时装是会走动的建筑物。"
"我只是个做衣服的人，我是裁缝的女儿。" "怪不得你的基本功那么好。"没想到他居然称赞我。
"可是，你的境界还不够。"他吃过烧鹅，仔细地把骨头包起来。
"怎样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？" "你想知道吗？"我点头。
他笑了一下，然后闭上眼睛睡觉。
真给他气死。
虽说是设计界的新秀比赛，但是对手们的设计都十分出色。在那个地方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。
结果，很合理地，我输了，什么名次也拿不到。虽然口里不承认想赢，但是我是想赢的。
跟杨弘念一起回到酒店，我跟他说："对不起，我输了。" "我早就知道你会输。"他冷冷地说，然后撇下我一个人在大堂。
我冲上自己的房间，忍着眼泪，告诉自己不要哭，不要给杨弘念看扁。
这个时候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我拿起话筒："谁？" "是周蜻蜓吗？" "我是。你是谁？" "我是徐文治—— " "是你？"
"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那个特辑拿了金奖。" "恭喜你。" "你呢？你怎么样？" "我输了。"我拿着话筒哽咽。
"不要这样，你不是说，能到巴黎参赛已经很不错吗？"他在电话那边厢安慰我。他愈安慰，我愈伤心。
"听我说，你并没有失去些什么，你得的比失的多。"他说。
"谢谢你。" "行吗？" "我没事的。" "那我挂线了。" "嗯。"我抹干眼泪。
"再见。祝你永远不要悲伤。" "谢谢你。"虽然输了，能够听到文治的安慰，却好象是赢了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退了房间，准备坐夜车到伦敦。
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跟杨弘念说一声，虽然他那样可恶，但他毕竟和我一道来的，我一声不响地离开，好象说不过去。
我走上杨弘念的房间，敲他的门，他睡眼惺忪出来开门。
"什么事？"他冷冷地问我。
"通知你一声，我要走了。" "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吵醒我？" "对不起。"我难堪地离开走廊。
他砰然把门关上。
我愈想愈不甘心，掉头走回去，再敲他的门。
他打开门，见到又是我，有点愕然。
"就是因为我输了，所以你用这种态度对我？"我问他。
"我讨厌失败，连带失败的人我也讨厌。" "我会赢给你看的。"我悻悻然说完，掉头就走，听到他砰然把门关上的声音。
我憋着一肚了气，正要离开酒店的时候，大堂的接线生叫住我："周小姐，有电话找你，你还要不要听？"我飞奔上去接电话，是文治。
"你好了点没有？"他问我。
没想到是他，我还以为是杨弘念良心发现，打电话到大堂跟我道歉，我真是天真。
我努力压抑自己的泪水。
"我现在就要坐夜车去伦敦。"我说。
"路上小心。"他笑说。
"你可以等我回来吗？回来之后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"回去之后，我要告诉他，我喜欢他。
"嗯。"他应了一声，彷佛已猜到我要说什么。
"我要走了。"我说。
"再见。" "谢谢。"在从巴黎开往伦敦的夜车上，都是些孤单的旅客，可是我不再孤单。
在伦敦，我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下一个小小的银色的相架，相架可以放三张大小跟邮票一样的照片。相架的左上角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小仙女，她是英国一套脍炙人口的卡通片里的主角花仙子。相架上，刻着两句诗，如果译成中文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：叶散的时候，你明白欢聚，花谢的时候，你明白青春。
五天之后，回到香港的家里，我正想打电话给文治，良湄的电话却首先打来了。
"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找了你很多次。" "刚刚才到，什么事？" "徐文治进了医院。" "为什么？"我吓了一跳。
"他前天采访新闻时，从高台掉下来，跌伤了头。" "他现在怎么样？"
"他昏迷了一整天，昨天才醒来，医生替他做了计算机扫描，幸亏脑部没有受伤。"我松了一口气，问良湄："他住在哪一家医院？"我拿着准备送给他的相架，匆匆赶去医院。只是，我从没想过，走进病房时，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，坐在床沿，正喂他吃稀粥。
那一剎，我不知道应该立刻离开还是留下来，但是他身边的女人刚好回头看到了我。
"你找谁？"女人站起来问我。
头部包扎着的文治，看到了我，很愕然。
我结结巴巴的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
"让我来介绍—— "文治撑着虚弱的身体说，"这是我的同事周蜻蜓，这是曹雪莉。" "你也是报告新闻的吗？"曹雪莉问我。
"我报告天气。"我说。
"哦。"她上下打量我，彷佛要从中找出我和文治的关系。
"请坐。"文治结结巴巴的跟我说。
"不了，我还有事要办。"我把原本想送给他的相架放在身后，"良湄说你进了医院，所以我来看看，你没什么吧？"
"没什么了，谢谢你关心。"曹雪莉代替他回答。
"那就好了，我有事，我先走。"我装着真的有事要去办的样子。
"再见。"曹雪莉说。
文治只是巴巴的望着我。
"谢谢。"我匆匆走出病房。
出去的时候，方维志刚好进来。
"蜻蜓—— "他叫了我一声。
我头也不回地离开走廊。
本来打算要跟文治说的话，已经太迟了，也许，我应该庆幸还没有开口。
我在医院外面等车，方维志从医院出来。
"哥哥。"我叫了他一声，我习惯跟良湄一样，叫他哥哥。
"什么时候回来的？"他问我。
"今天下午。" "在巴黎的比赛怎么样？" "我输了。"
"哦，还有很多机会啊。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？"我指着我手上那个用礼物盒装着的相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