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半倚在树下，一手当枕头靠着树，一手拿书，蝉在树上叫得热闹，旁边的游泳池泛着一池蓝光。
今天是星期一。
应该连奔带爬地去上班。
但是我懒。
我哪儿都不想去。
电动大门开了，进来一部火红的敞篷车。
跳下来五个穿着一式一样的女孩。她们不但服装相同，连小小的睑、34吋的胸脯、长长的腿，都是一样的。
这不是巧合，她们是“青苹果”合唱团的团员，组成之前，经过精挑细选，站出来连亲生姊妹也不过如此。
青苹果是目前最红的合唱团。
也是打扮最劣的。她们的注册商标是白底蓝条的条纹衫，远看象监狱逃出来的囚犯，近看颇辜负她们优美的胸脯与大腿。
但小女孩都喜欢她们，不论是演唱会上还是路上，见到“青苹果”，莫不又叫又跳。
组织青苹果的，是嘉露。
她喜欢唱歌，又喜欢当头，就组了那么一个团，并且拿自己当筛网，过滤一批跟她一样的货色。
说是一样，大家心里会明白，其它四个就是加起来开上平方根也不及她。
她是孙国玺的女儿。
孙国玺在当今工商名人录上，并不按照笔划次序排列，他是十大之一，拥有彩色专页。
嘉露在名义上，是我的妹妹。
但我不姓孙，也非孙国玺的女儿。。
我跟她真正的关系，其实还远不如青苹果的歌迷。
在母亲嫁给她父亲之前，我们根本是陌生人。
天底下没有第二个伊莉莎白泰勒，可以七嫁八嫁，嫁第十个仍是万事如意，窈窕美丽。
但感谢母亲，她到了37岁仍娇嫩得像27岁，也心高气傲得像27岁，仍有许多机会可东挑西拣。托天之幸，她终于找到了一名黄金老男，我也免于饥寒。。
从前，她一直抱怨父亲。
现在，她也抱怨。
抱怨天气不够冷，不好穿貂皮大农，抱怨海关解严后不懂人情，游艇不能开到外国。
抱怨的内容改变了项目，但抱怨还是抱怨。
我不明白她为何还不满足，她不是如愿以偿地嫁了孙国玺了吗？
他们是青梅竹马。
他不仅富有，还十分有品味。我奇怪的是，像他这样的男人，如何能让母亲满足他的要求？
在某些方面，她的心智很低，只有幼儿程度。她喜欢钻石跟幼儿爱玻璃珠并无不同，她永远处理不好人际关累，也永远在更换佣人。
我们穷的时候，没有佣人，我们自己就是佣人，我五岁便会作家事。我们也没有朋友，母亲既看不起那些比我们穷的人，而那些比我们富的人也不会帮我们。
不过现在母亲有许多朋友了。如果她没有，孙国玺会帮她找到。他在马来西亚有个小岛，一年到头可以招待朋友度假，他是在那儿发迹的，他很念旧。
青苹果换过游泳衣从屋里跑了出来，扑通扑通跳下泳池，像一群小青蛙，一群有胸脯也有大腿的小青蛙。
我知道那些青蛙不会对我有兴趣，可是我向来不喜欢两栖类。
我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。
也许我该去上班，今天是星期一。
拍了拍牛仔裤上的草屑，把书丢进了脚踏车前面的车篮，身上既没钱也没钥匙，穿的衬衫还是我几年前的，但我不在乎。
就如同我不在乎富有一样，我也不在乎穷。
不过孙国玺若是在家，我绝不会这样随便，我说过，他是个有品味的人。我25生日时，他送给线一句名言——世界上只有懒女孩，没有丑女孩。
随着这句名言的，是整整一橱柜的衣服。一套名贵化妆品。
她多心。
以为孙国玺讽刺她，不关心女儿。
她用不着多心，她这一生根本没有爱过谁。
孙国玺也不会跟她计较，他是个度量很大的男人．我踢开脚踏车的刹车，推过了草坪。
一个年轻男人在门口停下车，探出头问我：“你们小姐在不在？”
我笑了笑。
我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，华重规。从加州回来的新锐导演，得过国外影展的奖牌。
我跨上车走了。
骑到办公室，已经九点半。
看更阿伯跟我打招呼。
“车不必锁了，我帮你看着就是。＿”他大声说。
说得甚是。这辆车在五年前已庆祝过十周岁的生日了，马上就要跟女明星的芳龄一样，有资格越过越小。
我把车往角落一扔，满头大汗地进了电梯，一心希望赶紧进办公室把脚跷在打开的抽屉上吹冷气。我用力敲门，完了！老板还没来。
有我这种懒伙计，就有这种懒老板，真不象话，已经九点多了，还不来上班，到底预备几点来？
不过我急也没用，他不乏下午才来上班的经验，根本不配做这样好的一家公司的老板，一他是玩票的。
我坐在楼梯上看刚刚没看完的书，稍安勿躁。
过了不多久，正看到清代名将彭玉麟打太平军，打到小孤山时，一个人影挡在我面前，“请问——”
他弯下腰来问，我一抬头，额就顶到了他，把他顶得连退了两步。
竟有这等蠢人！
我叹口气：“你找谁？”
“请问百成公司今天有没有人上班？”他揉着鼻子。
又来了！我看清楚了，是华重规。今天他来问过我两次：第一次把我当佣人，这次大概以为我是扫楼梯的。
“有！”我继续看我的书。
“奇怪！”他喃喃自语又去开那扇门。他应该省省力气，至少把话问清楚，否则看更伯来了会把他当小偷办。
华重规并没认出我来，他叫了半天门叫不开，又匆匆下楼，我猜他去打电话。果然，几分钟后，电话铃响个不停。
我很想去接，告诉他黄百成不在，省得他这样烦。
“为什么电话响没人接？”
我跳了起来，是黄百成。
“进不去。”
“又忘了带钥匙，怎么不回去拿？”
“太远。”
“四万元的月薪还怕远。”
“老板，你也不是没见过世面，怎么把四万块钱看得天大？”我叹气。
“就凭你这句话，半年不得加薪。”
“先生，我到贵公司工作，薪水早已冷冻，说什么加不加薪？岂不笑煞人！”
“不加薪是因为贵公司不赚钱。”他终于把门打开。
“不赚钱是由于老板懒又笨。”
“越红，你这张刁嘴能不能停一停？”
“好吧！图拿来。”
“我昨天睡得太晚——”．“昨天？你上个月就该开始准备，你不拿来，我怎么开模型？”我双手插腰，“明天珠宝公司的人就来了，看你拿什么给人？”
“明天？这么快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他居然质问起我来，真是个恶人。。
“我天天告诉你，还不够以？”
天生的艺术家！
“别嘀咕了！我马上画就是。”他走进他的工作室，一副像进监狱的倒楣相，临关门嘱咐我，“任何人找我都说我不在。”
我乐意之至，立刻把电话插头拔掉，窝在椅子读清代名人传记下一章——武训。
不读还好，越读越生气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只知道读书是好的，这是儒家的帝王之术，生怕读书人胡思乱想，干扰王权，索性以科举功名来控制知识分子，于是你读我也读，只有极少数出类拔萃地读出个道理来。多数因为读死书而埋没了天赋的才能……
“小妹，你们老板在吗？”
我忙把脚从桌上拿下，是华重规，他这回门都不敲就直闯了进来。
“不在！”
“可是管理员说他刚来。”
“管理员大概眼睛花，看错了。。
“小妹，你说话不老实。”他盯住我，一张脸气得发红。
“哦？”
“刚才你不开门，后来你不接电话，现在又挡我的路。”。
“我有这么坏吗？”我笑了起来。这人不过是个导演，却把人都当猪当狗，看走眼不要紧，风度却太差。
“别开玩笑。”他的脸依然红胀，“我要见黄百成，去通报。”
“我为什么要替你通报？”
“你是他公司的——职员。”他几乎又说出小妹两个字，总算忍了回去。“你有责任去通报。”他得意洋洋。
“华导演，公司职员是替公司做事，不是替老板个人跑腿。”
他呆了：“你知道我？”
“怎么不知道呢？这年头真正有头有脸的人不大上报纸，就是蒋总统也只在国庆和元旦时出现，不过倒也奇怪，越是无名之辈越喜欢出锋头。”
他应该大怒才是，却不料这下子不怒反而笑了。
“你再看什么书？”他问。
“清代名人传记。”
“这年头懂得着传记的人不多了。”、“这年头？现在是什么年头？”我不知道他这可是恭维。
“你说呢？”他回敬我一枪，算是扯平。
我失言，言多必失。
“这本书我看过，我喜欢彭玉麟，大清本来不应该亡国的，真正的历史与教科书上所说的其实有很大距离。”
“你说大清？现在人很少这么说。”我问。
“当然啦，我是旗人。”
“哪一旗？”
“正黄旗。”
又来个吹牛的，搞电影的最喜欢自抬身价，夸称自己是某某王爷之后，若非民国，必早得爵位，牛再吹大一点，还可以登基呢！
我不知这小子在妄想什么，孙逸仙博士革命时未把他打入大牢算是万幸，他该安分拍电影。
“你笑什么？”他问。
“至少拍电影也是一种职业。”我懒洋洋地说。
“你觉得我不正当？”他并不笨，只是太鲁莽。
说俏皮话最怕人听得懂，我恨不得躲到书里面去。
“我走了。”他看了眼工作室的门，“告诉黄百成，我有事找他，明天再来。”、我会告诉黄百成，不过那大概得到明年，他工作太多；如果不好好工作，他会失业。
或者不知被等待也是一种道义的客户追杀。
对于后者，他最有经验。
他是个艺术家，不过他的专才不是在设计珠宝或是其它物事上，他深谙的是“推拖拉”的艺术。
他应该去做官，他懂得个中三昧。
我翻过下一章，看李鸿章，这个民族的罪人！教科书上说他丧权辱国；写教科书的人若生在那时代，生做是他，绝不会比他高明。
李鸿章丢掉台湾时，眼泪洒在太平洋上，又有谁看见？
“越红！”看更伯敲门，“电话。”
“说我不在。”我头也不抬。
“你最好去听。自己快把电话接上，没来由教人爬这么高的楼，你累不累？”他伸进脑袋来说。
打电话这人不知是何方神圣？电话打不通，居然晓得打到门房处，真有点神通。
我下楼接，那边早等得不耐烦。
“越红是吗？”原来是孙国玺的秘书艾葵，她把电话传给了孙国玺。
“今天中午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”孙国玺的声育充满了磁性，上天厚待他，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他，连声音都是好的。
“我没空。”我不假思索。
“就我们两个，你妈还不知道我回来。”
他晓得我跟母亲已经半个月没说过话了。真是个聪明人。
“你刚到？”
“嗯！中午我在松石小筑等你。”
我回到办公室开始翻箱倒柜，再大的胆子我也不敢穿这么邋遢去见他。
他不会恼怒，母亲会。我是母亲最沉重的包袱，任何人只消一眼便能从我身上见到她的过去。如果可能，我知道她希望把我捏死。
我藏在浴室橱柜的秘密武器是一套圣罗兰衫裙，这是我的夏季大礼服，所有重要场合，一概通用。
但当我把我的秘密武器从柜里拉出来时，才发现领圈发黑，前襟有污渍，裙子后摆皱得一榻糊涂。这怪不得别人，我自己懒，穿过了不送去洗，鼠大哥没来光顾已经不错了。
我打电话叫附近的干洗店派小弟过来拿，他们永远能在一小时内把衣服干洗好烫得毕挺，再送回来。
我讨厌任何应酬、宴会，因为那代表我必须花一大笔干洗钱。
钟敲过了十二响，我立刻动身，一刻也不停留。黄百成有麻烦那是他自己找的，与我毫不相干。
他曾指着鼻子骂我自私。
他知道就好。
他的上一任助手连早餐都会帮他准备。我不一样，我不是助手，只是技术工。
他可以在技术上挑剔我，嫌我的模型翻得不好、角度做得不对，其它免谈。
我在冰箱上留了纸条，那是他对这个办公室唯一还关心的地方。
到了松石小筑，骑得我满头大汗，看门人认得我。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穿圣罗兰骑脚踏车。
我也想不到，但我没车钱，连干洗衣服都是记帐。
“老爷来了，在书房等你。”看门人接过我的千里马。
我上了楼，这是孙国玺的私人俱乐部，除了家人、重要的客户，等闲的人他不会邀来这里。
他正在看书，悠闲得很，一点也不像去打了场仗回来。
艾葵上礼拜跟我说过，他这次去纽约，去谈一笔重要生意。
他亲自出马，自然事关生死。不过他这个人有个好处，再要紧的事也休想从他脸上看出丝毫端倪来。
连他结婚都不例外。
他第一次结婚我去了，我还是花童。
他第二次结婚，我也去了，当花童嫌老，当伴娘嫌小，只能做嘉露的临时褓姆。她当时还小，只有五岁，小得不知道阻止父亲娶后娘，天真地告诉我，白纱裙不够好看，爸爸下次结婚她要穿太空超人装。
“越红！”孙国玺发现我站在门口，喊我过去。
“找我有事？”
“有！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们先吃中饭。”他站起身，打开通往餐室的门。
这间餐室很小，只有四坪大，我还不曾进来过。每回来松石小筑，一家人总在另一个餐厅。
房间铺满了榻榻米，当中嵌了个桌子，桌下一个坑，刚好放两条腿。
和式餐厅，吃的却是道地台湾海鲜。
我沉默地吃着三杯小管、老鼠斑、葱丝象鱼。
“我在纽约碰到了你父亲。”他突然石破天惊地冒出一句。
“哦！”
“你不问他现在做什么？”
“做什么都与我无关。”
“他开了一个夜总会，取名天堂，专跳牛肉场。”
我笑了起来。越明—一我父亲，十年来未踏进台湾半步，却很懂得发扬台湾乡土文化。
“你笑什么？”
“天堂？好名字。”我喃喃自语。
“他很想见你。”
“在天堂？不必了。我不会到那种地方。”
“如果你愿意见他，他可以随时回台湾来。”
“台湾警察也随时等着他。”我不屑地说。越明当年离开我们母女时，席卷了一大笔钱走，俗称这种人为“经济罪犯”。
“父母再错也是父母。”
“他们做他们的父母，与我有何相干！”我不耐烦地回答。
“越红！”孙国玺皱了皱眉，“你这种态度——”
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，无论在何处，总有人指责我的态度，学校、公司、社会……
“我的态度不良。”我淡淡池说。
“你可以好一点。”他包容地说。
“谢了，我不靠态度生存。”